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实践中，很多应投保未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的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而引发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司法实践中应如何处理，仍存争议。本文将对应投保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承担赔偿责任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交强险定义、性质及赔偿原则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也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首个由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交强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责任保险。

　　首先，交强险具有强制性。强制投保，根据《条例》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按照《道交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强制承保，根据《条例》第十条规定，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当选择具备从事交强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一般情况下也不得随意解除交强险合同。违反该强制性规定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保险公司都将受到处罚。

　　其次，交强险具有社会保障性。交强险是为不特定的第三人利益而设立，旨在保障第三人因交通事故受到损害时，能够从保险人处获得救济赔偿，从而保证最大程度上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及时和基本的经济保障，有利于受害人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治。

　　交强险实行“无过错责任”赔偿原则。《道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投保了交强险的机动车，无论肇事者在事故中是否有过错，只要造成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承保的保险公司都必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限额部分的赔偿责任由事故双方按事故责任比例分担。

　　二、未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赔偿责任问题

　　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引发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若肇事机动车未依法投保交强险，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若简单地要求事故双方按照事故责任比例分担交强险内的责任，将大大降低受害人获得的赔偿数额，不利于维护受害人正当权益。这种让受害人为投保义务人之应投保而未投保的违法行为买单的做法显然不合理。那事故发生后，机动车方应由谁为未投保的事实买单？我们需要分两种情况讨论，区分肇事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与肇事者是否为同一人：

　　两者为同一人时，处理规则比较简单，应当首先由肇事车主在其应投保的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足额的赔偿责任，超出限额部分的损失数额，由事故双方按事故责任比例分担，没有争议。

　　两者非同一人时，对在交强险赔偿额度内和赔偿额度外责任的承担存在一定争议，司法实践也不统一。下面将就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与肇事者并非同一人进行分情况讨论。

　　（一）出借机动车给他人使用而发生事故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对于出借人如何承担责任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承担过错责任，二是承担过错推定责任，三是承担无过错责任，四是公平责任。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

　　过错责任是侵权行为最基础的责任承担原则，这也是现代民法的基础，而其他几种责任承担原则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补充作用的归责方法，或因为程序因素，或因为照顾弱者，或因为维护公平。换句话讲，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承担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的情况下，就应该以过错责任归责。

　　反驳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的观点。过错推定责任在我国民法中仅见于《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等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情况，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应扩展到其他情况。从法理上讲，过错推定责任是一种证明责任的分担，更多的具有程序法意义，初衷在于减轻受害者的举证责任，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决不可做扩大解释。

　　反驳承担无过错责任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对机动车的使用包括出借他人使用尽最大的注意义务，对于出借的后果应有预见性，对出借造成的损害应承担连带责任。然而，无过错责任原则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对高度危险责任作了规定：民用核设施、民用航空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及遗失、抛弃、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等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道交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和《道交法》所确立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对直接行为人的归责方法，如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车辆实际驾驶人，而不能当然地理解为车辆所有人或出借人在不驾驶车辆时也适用同样的归责原则。在职务或雇佣行为时驾驶人员的行为视为职务单位或雇主的行为，则另当别论。

　　反驳承担公平责任的观点。《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公平责任原则，但公平责任适用的条件非常严格，只有在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而道路交通事故中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少之又少，尽管如此，公平责任在实践中有被滥用的情况，俗话讲就是“和稀泥”，对于侵权行为首先应当分清过错大小、划分责任，而非“各打五十大板”。

　　交强险的存在，使过错的划分复杂化，在交强险赔偿额度之内和之外的责任承担应区分不同情况。

　　1、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如何分担责任

　　《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未参加交强险的，由机动车方按照该车应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予以赔偿。机动车方，包括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投保义务人）及肇事者，他们二者之间应当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分别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一种观点认为，投保义务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肇事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理由是交强险是国家强制要求投保险种，如果投保则事故赔偿款由保险公司承担，投保义务人应投保而未投保存在过错，现在因投保义务人的过错而无法求偿，故投保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肇事者应承担赔偿责任，投保义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交通事故是肇事者造成的，虽然投保义务人有过错，但损害结果是由肇事者直接造成的，如果没有交通事故就没有赔偿责任，更谈不上保险的问题，故肇事者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交强险实行“无过错责任”赔偿原则，即投保了交强险的机动车，无论肇事者在事故中是否有过错，只要造成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承保的保险公司都必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此外，交强险还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其设立目的是为受害人提供及时的医疗救助和基本的经济保障。故交强险部分的赔偿，出于保障受害者权益角度考虑，不能首先从简单的民事过错归责角度考虑肇事者的过错，而应先考虑有无投保交强险情况。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作为投保义务人，对于应当投保交强险而未投保的事实存在过错，故交强险内的损失应当由投保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由肇事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借人应当预料到出借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引发赔偿问题。

　　2、在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外如何分担责任

　　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应视出借人即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无过错来分担。如果出借人有过错，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例如出借人明知肇事者无驾驶资格而借车，再如出借人明知肇事者饮酒而借车，又如出借人明知肇事者超载而借车。这种情况无法列举穷尽，应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出借人没有过错，依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未发现肇事者存在可能引发交通事故的情况，则出借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由肇事者自行承担。

　　（二）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被盗、被抢而发生事故车主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首先应明确规定违法所得推定制度仅仅适用于毒品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涉黑犯罪、走私犯罪等特定犯罪类型，不得无限制地扩及到其他犯罪类型。

　　其次应明确规定在违法所得推定生效之前，检察机关首先应当证明该财产系可疑财产即该财产来源不明且高度可疑，为此，检察机关应当从该财产的藏匿方式、犯罪人收入情况、生活状态等多个方面展开举证，以优势证据证明该财产不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所得。之后，违法所得推定制度方可得以发生法律效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利害关系人则必须以优势证据证明该财产系合法所得，否则，人民法院即可裁定对该财产予以没收。例如，犯罪嫌疑人某甲在贩卖毒品时被警察当场查获，并在他身上找到直接来自本次贩毒所得的现金。该部分现金应予没收，殆无疑义。但在接下来对某甲住宅进行搜查时，警察又发现藏匿于下水道中的其他大量现金，而且在某甲的银行帐户上发现大笔存款。后在羁押期间，某甲逃匿。警察无法查明在某甲家中起获的大量现金以及银行存款的具体来源，但警察经过调查，发现某甲在过去几年并无稳定、合法的收入来源。基于这一调查结果及其他情况，检察官确信，这些巨额可疑财产同样也只可能来自某甲其他未被发现的犯罪。由于犯罪嫌疑人某甲已经逃匿且通缉一年未果，于是，检察官启动独立没收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上述现金和存款的申请，因某甲逃匿而无法到庭，甲妻申请参加诉讼，并委托了一名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因为违法所得推定制度的存在，本案证明上述财产来源合法的举证责任倒置由甲妻承担，若甲妻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法举出优势证据证明该财产系合法所得，那么人民法院就将裁定对该财产予以没收。

　　一些学者可能会对上述观点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在独立没收程序中，因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缺席审判，证据上对他们已然不利，如果再设立违法所得推定制度，将举证责任倒置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利害关系人一方承担，对于后者来说，岂不是“雪上加霜”？两者相叠加，会不会导致出现严重的控辩不平衡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害关系人一方财产权的严重受损的事实？笔者认为，这其实是对违法所得推定制度的误解，违法所得推定制度，虽然减轻了控方的举证责任，但却并未完全免除其举证责任。因为，违法所得推定制度在转移了举证责任的同时，也转移了检察机关的证明对象，即检察机关虽然毋庸再举证证明该财产系违法所得，但却要举证证明该财产来源不明、高度可疑，且应证明至优势证据的程度。因此，检察机关实际上并未完全免除举证责任，只不过相对于证明该财产系违法所得而言，检察机关举证证明该财产来源不明且高度可疑，显得更容易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既然检察机关实际上并未完全免除举证责任，那么，就并未突破“正当程序”的底限，也就不存在所谓控辩双方严重不平衡以及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害关系人一方财产权的问题。

北安法院 印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