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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为犯合同诈骗罪的被告人申请做病理性赌博精神病法医鉴定？
陕西力德律师事务所 张长海、王坤律师

2011年12月21日，我们所在的陕西力德律师事务所接受了委托人曹X的委托，为其丈夫冀XX所犯的合同诈骗罪案件进行刑事辩护。该所指定王坤律师办理这起案件，并指定张长海律师对该案进行指导。王坤律师与委托人曹X进行了委托谈话。从与委托人曹X的谈话中得知，被告人冀XX系陕西省XX县人，男，农民，现年28岁，现因染上电子赌博的恶习，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以口头合同的方式，先后在本市XX路XX钢材市场等地，诈骗了各种规格的钢材约200余吨，价值上百万元，现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现已被以涉嫌合同罪的罪名依法拘留、逮捕。委托人曹X在谈话中要求辩护律师为被告人冀XX争取较轻的刑事处罚。
办案律师立即前往公安机关办案警官处递交了辩护手续，询问了被告人冀XX的罪名，并会见了犯罪嫌疑人冀XX。 在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提请起诉时，办案律师又前往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处递交了辩护手续，领取了被告人冀XX的起诉意见书，查阅复印了有关的案卷，并会见了犯罪嫌疑人冀XX。在以上两次会见犯罪嫌疑人冀XX的过程中，经过对犯罪嫌疑人冀XX的询问，办案律师得知，犯罪嫌疑人冀XX曾经是一个做钢材生意的个体户，近年来曾经赚了不少的钱。无聊之际迷上了电子赌博，在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就输掉160余万元。为了筹集赌资，犯罪嫌疑人冀XX终于走上了合同诈骗钢材200余吨的犯罪道路。
面对此种情况，办案律师立即联想到此前不久，办案律师刚刚回答的一个客户的法律咨询，该法律咨询内容是其女朋友长期迷上打麻将赌博，欠下大量的债务。并且拒不接受家人的劝阻和制止，宁可离家出走，宁可与男朋友分手，也拒不停止赌博。该客户寻求解决此问题的法律对策和解决之道。经过办案律师对大量资料的查找和对医生的请教，得知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该女朋友已经因长期沉醉于打麻将赌博，患上了病理性赌博（一种精神病病名）的精神疾病，需要进行精神病治疗。并将以上结果对该客户进行了告知。
所以，办案律师立即联想到本案犯罪嫌疑人冀XX，在作案期间是否也患上了病理性赌博（一种精神病病名）的精神疾病。随即办案律师立即在会见时，对犯罪嫌疑人冀XX犯罪时的精神异常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冀XX在作案前后过程中，确实存在嗜赌成瘾的精神状态和具体的法律事实。那么，这种嗜赌成瘾的精神状态是否能够成为律师为其辩护的法定理由呢?两位办案律师立即借阅并研究了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法医精神病学》，期间还到医学院请教了有关方面的专家教授。得知本案犯罪嫌疑人冀XX因染上电子赌博的恶习，诈骗了价值上百万元的各种规格的钢材约200余吨的行为，确属患上病理性赌博（一种精神病病名）的精神疾病后，而产生的犯罪行为。
此期间，办案律师还得知和掌握了有关赌博和病理性赌博病症大量知识，并得知：
赌博在我国社会中是一种不良行为 ,因赌博而引发的道德、家庭和社会问题正日趋严重。寻求刺激或冒险往往是人们参与赌博活动的一个主要动机。我国医学上目前把赌博分为病理性赌博和非病理性赌博两种类型 :
非病理性参赌者往往有明确的赌博动机，并且能够自我控制。他们中间有的人是为着不劳而获或是为赢取他人更多的钱，有的人将赌博视为一种消遣方式，有的人则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娱乐活动和生活嗜好。
病理性赌博又称为病态赌博症、嗜赌癖。属于冲动控制障碍之一，它与偷窃癖、纵火癖等同属一个精神疾病的诊断类别中。病理性赌博者平时充满对赌博的向往和冲动，放弃正当的文娱活动，更谈不上顾及家庭。有时病理性赌博者可发生与戒酒、戒烟类似的“戒断反应”，即一旦停止赌博，会出现紧张、困倦、乏力、失眠、食欲不振等不适。病理性赌博者在受到强制性地戒赌后，为了达到以前同样的心理冲动，即为了使冲动的心理状态持久，赌注会下得越来越大，有的为了筹集赌资，还有可能产生犯罪行为，如盗窃、抢劫、贪污、受贿等犯罪目标指向财物（赌资）的犯罪行为。
美国精神病学会《诊断与统计手册：精神障碍(DSM-IV)》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中均把病理性赌博归于冲动控制障碍条目下。
其诊断标准为：1.脑海中总想着赌博之事，追忆着赌桌上的风光时刻，或者计划着下次该到哪里与谁拼个高低。2.赌注越来越大才觉得过瘾。3.屡次想戒或少赌都以失败告终。4.企图控制赌瘾时，会觉得全身不自在，心烦意乱或易发脾气。5.情绪低落或者感到焦虑时，便想以赌来躲避问题。6.输了就会想着什么时候赢回来。7.为了隐瞒自己的赌瘾，不惜向家人或其他人撒谎。8.为了赌，曾涉及欺骗、作假、偷窃或失信于人等。9.为了赌，曾伤害与亲朋好友的关系，甚至因此失学或失业。10.为了赌，搞得债台高筑，家破人亡。只要具备上述中的5种，就可以诊断患了病理性赌博症。
病理性赌博者大都要经历这样一个三部曲：首先是赢钱阶段，大多数人以娱乐的心态参赌，赢钱后经常赌，他们常想赢大钱，并对此过分乐观和自信。继之是输钱阶段，此时他们总想翻本，千方百计筹集赌资以赚回所输，人格也发生变化，对家人不关心、说谎乃至触犯法律。最后是沮丧阶段，此时可出现绝望、酗酒、家破人亡及自责、紧张、焦虑等负性心理状态。
　　对于病理性赌博者仅仅采取一般的行政处罚手段往往不能使其放弃赌博，必须配合使用医学手段来帮助他们戒赌。可采用行为治疗、心理辅导及药物治疗相结合的综合措施来进行治疗和干预。
到此，办案律师立即想到一个问题，既然犯罪嫌疑人冀XX嗜赌成瘾，并进行了合同诈骗犯罪。那么，犯罪嫌疑人冀XX的犯罪行为能力和犯罪责任能力肯定存在问题。于是办案律师据此事实和《刑法》、《刑诉法》的规定，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处递交了《法医鉴定申请书》，申请对犯罪嫌疑人冀XX嗜赌成瘾进行犯罪期间的精神状况和刑事责任能力进行精神病法医鉴定，以确认犯罪嫌疑人冀XX嗜赌成瘾进行犯罪期间的刑事责任能力状况。后该《法医鉴定申请书》及其精神病法医鉴定请求，未得到该检察院的批准。随后，犯罪嫌疑人杨XX又被以合同诈骗罪的罪名被起诉到法院。办案律师立即前往法院办案法官处递交了辩护手续，并领取了被告人冀XX的起诉书。同时办案律师再次向一审法院递交了《法医鉴定申请书》，申请对犯罪嫌疑人冀XX嗜赌成瘾进行犯罪期间的精神状况和刑事责任能力进行精神病法医鉴定，以确认犯罪嫌疑人冀XX嗜赌成瘾进行犯罪期间的刑事责任能力状况。过后，该《法医鉴定申请书》及其精神病法医鉴定请求，也未得到该审判机关的批准。
在随后法院对被告人冀XX犯窝赃罪一案开庭审理时，办案律师发表了具体的辩护意见。 该案《辩 护 词》的主要观点首先再次：申请贵院对被告人冀XX2009年至案发时嗜赌成瘾期间的各种行为之刑事责任能力进行精神病法医鉴定。其次围绕被告人冀XX具有的其他从轻和减轻情节进行了辩护发言。
几天后，审理法院公开开庭宣判，判决认定本案被告人冀XX犯合同诈骗罪，从轻判处被告人冀XX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50000元。过后，本案被告人冀XX没有上诉，该判决到期立即生效。
以上的对赌博的认识和具体办案经过，就是我们办案律师为犯合同诈骗罪的被告人申请做病理性赌博精神病法医鉴定的理由和具体经过，也是律师根据医学中精神病学的发展和进步，而在律师刑事案件辩护中一次创新实践。我们认为此次创新实践不是无科学根据的，而是具有坚实的医学和法医学的理论根据的。现在我们将此次辩护的理由和根据公布出来，供全体律师和有关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参考。希望诸位同行律师和有关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坚持不断的进行探索，为确实患有病理性赌博精神病的而发生各种犯罪的被告人，申请做病理性赌博精神病法医鉴定进行不断实践，以最终达到争取为被告人减轻刑事处罚的目的。

张长海、王坤律师供职于陕西力德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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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律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法学教授 刘廷吉

　 引渡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的公布施行，必将促进我国在惩罚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从而保障引渡的正常进行。

　 引渡追溯

　 引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但至18世纪末叶以前，引渡的对象主要是叛乱者、逃兵和异教徒，并且是否引渡完全由君主自由决定。当时的引渡只不过是各国统治者维护专制统治和进行政治交易的一种工具而已。

　 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等刑法原则的确立，引渡的对象、程序和性质才发生了根本变化。1833年10月1日，比利时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引渡法即《引渡法大纲》，英国也于1870年颁布引渡法，明确规定了严格的引渡程序，标志着现代引渡制度的诞生。

　 引渡的法律依据

　 在国际实践中，引渡一般是以国家间的引渡条约为基础的。引渡条约通常为双边的，如1971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1972年英国和美国之间订立的引渡条约。这种双边条约是各国间相互承担引渡义务的主要根据。多边的则有《美洲国家间引渡公约》（1993），《欧洲引渡公约》（1952）和一些规定有引渡条款的国际专约，如《凡尔塞和约》（1919）、《关于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利的柏林宣言》（1945）、《对意和约》（1947）、《防止及惩办灭种罪公约》（1948）、《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条约》（1971）、《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1979）等。但根据引渡条款，都不是强制引渡，而是要么引渡，要么起诉。

　 既然条约尤其是双边条约是引渡的基础和根据，所以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国家则没有引渡的义务，是否引渡、在什么条件下引渡，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比如，基于礼让或友好关系也可以引度。

　 请求引渡的主体

　 请求引渡的主体，即有权请求引渡的国家，有以下三类：

　 1、罪犯国籍所属的国家。根据是属人优越权。

　 2、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家。根据是属地优越权。

　 3、受害国家。根据是保护性管辖。

　 如果有几个国家为同一罪行同时请求引渡，被请求国如何处理？一般规则是：犯罪行为发生地国家有优先权；如果数罪则根据被请国法律罪刑最重的犯罪行为发生地国优先；如同样严重则根据请求的先后决定。

　 引渡的客体

　 引渡的客体是指被他国指控为犯罪的人。可以是请求引渡国家的国民，或被请求国家的国民或第三国的国民或无国籍人。其中被请求引渡国家的国民，除英、美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拒绝引渡。英美之所以不拒绝，是因其固执刑法属地性观点和不处罚本国人在外国的犯罪行为原则。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引渡对象是第三国的人，请求国和被请求国有无通知第三国的义务？对此理论上有分歧，实践中无规定。一般倾向是，请求国根据属地优越权，无通知义务；而被请求国根据第三国的属人优越权尤其是保侨权利，应予通知，但也不是义务。

　 引渡的条件和程序

　 可以作为引渡条件的犯罪，必须是请求国和被请求国双方的法律都认为是犯罪并必须至少应判处一定徒刑的行为，即所谓的“同一原则”，也叫双重犯罪原则，或至少是引渡条约上所指定的犯罪。一般是普通刑事犯罪和战争罪、劫机罪等。而轻微的犯法事件，如违警罪不构成引渡条件。另外，有的引渡条约还专门规定有不准引渡的理由，如被请求缔约国的公民，在被请求缔约国犯了罪的，根据被请求缔约国的法律，由于时效等原因不能判刑的，或被请求缔约国已对引渡罪犯的犯罪作出判决或决定不起诉的。同时，引渡条约一般还规定不引渡政治犯，宗教犯罪和违反军法的犯罪如逃兵一般也不引渡。引渡罪犯的请求一般通过外交途径办理。请求一般通过引渡请求书提出，请求书由外交代表或领事代表或国家政府转达通知，并附送犯罪的证明材料。在被请求通知决定移交罪犯的时间和地点之后一定期限内，请求国必须接收，地点一般在边界适当处。接收之后即完成了引渡程序。

　 请求引渡国只能就提出请求和准许引渡的罪名进行审判或执行判决，即所谓“专一原则”。否则被请求国有权提出抗议。请求引渡国不经被请求国同意，一般不得将罪犯再引渡到第三国。

　 我国引渡的司法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3年，我国曾与邻国和友好国家签订过一些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都没有包括引渡的内容。根据我国有关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对依照我国法律规定犯有罪行的外国人，外国要求引渡的，原则上按照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或双边协定办理。对不具备上述条件而外国要求引渡的人，则由我国有关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引渡。由于没有引渡条约，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外逃的罪犯和犯罪的外国人多通过与有关国家间的友好合作，采取遣返方式达到相互引渡罪犯的目的，即不通过外交途径，而是由两国警方合作，将罪犯驱逐出境后移交对方。如1983年，巴西将杀人犯姜洪庆、董德亮遣返我国；1987年，南也门将杀人犯李文龙遣返我国；1988年泰国将诈骗一百三十余万元人民币的案犯李牧遣返我国；1989年，日本将重大诈骗犯费宣遣返我国；1989年，菲律宾将贪污240万元人民币的案犯张振忠遣返我国；1990年哥伦比亚将盗窃10万美元案犯桑继辉遣返我国等。

　 1993年以来，我国已先后与泰国等1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彼此建立稳固的、可靠的引渡关系。2000年8月17日，我国派4人工作组赴蒙古执行引渡任务，经中国驻蒙使馆协调，8月22日，在乌兰巴托机场，蒙古警方将逃蒙疑犯杨彦军正式移交给工作组，下午3时顺利到京。这是1997年8月19日《中蒙引渡条约》签订后中蒙警方进行引渡工作的首次合作，也是第一个从蒙古引渡回国的经济犯罪嫌疑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的公布施行，使我国在处理引渡问题上有法可依，标志着我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引渡制度。引渡法的实施，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对外引渡合作，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