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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后过渡期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反思

王春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出了许多承诺，但归结就就两句话，遵守规则、开放市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遵守规则问题。今年12月11日，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四个年头。从2004年１２月１１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周年的时候，就标志着我国市场开放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后过渡期”即将开始。何谓后过渡期？一个最为简单的解释就是：经过三年适度保护的产业领域将陆续结束过渡期，开始到达“入世”承诺的终极目标。在我国加入WTO三周年之际，新华社报道：“三年来我国外贸增长年均３０％以上，2004年的贸易规模更首次突破万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三位；利用外资亦连年增长，去年高居世界第一，今年预计将突破６００亿美元大关。实践证明，加入ＷＴＯ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在更高层次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正确选择。” 我认为这是盲目乐观，实际上，所谓的“上升为世界第三位”，仅只中国的货物贸易列世界第三，而服务贸易还有相当的差距；此外，中国货物贸易的出口主要以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中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
今年的两会期间，“两税并轨”法案没有通过，最快也得2007年。目前，中资实际税负在20%-24%之间，外资企业实际税负10%-13%。这就是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实际上这种提法值得商榷，因为“国民待遇”是指一国在经济活动和民事权利方面给予其境内的外国国民不低于其给予本国国民享受的待遇。反对两税并轨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宽需要外资的拉动；二是外商投资可带来技术进步。但是我注意到《2005年跨国公司中国报告》披露一个事实，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跨国公司在投资时仅仅将商品产业链中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组装放在了中国，他们看重的就是中国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当时国家的“市场换技术”的神话破灭了，我们让出了市场，却没有得到技术。
目前，中国在对外贸易管理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我国领导人出国与外国领导人讲的最多的两句话，一是台湾问题；二是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在过去的的10年里，我国不仅是遭受外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而且是受到最终反倾销措施制裁最多的国家，已成为反倾销最大的受害国。自1979年8月欧共体对中国出口的糖精钠反倾销到2004年9月底，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665起针对或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调查案件。其中，反倾销案件594起，反补贴案件2起，保障措施案件58起，特保案件11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了中国约191亿美元的出口贸易。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自该组织1995年成立以来至2004年6月底，成员方反倾销立案共2537起，其中涉及中国产品的调查共386起，占总数的15%。到2004年12月底，我国出口产品被其他世贸成员提起的反倾销调查达到412件，占世界总数的15.56%，居世界各国之首。同期，我国出口产品被采取反倾销措施298件，占总数的18.06%。事实上，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起码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中国造”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为中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根据GATT 1994 第六条的规定:倾销是指一国的产品低于正常价值（normal price）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的行为。这里的正常价值（normal price）是指，相同产品（like product）在出口国正常贸易中用于消费时的国内销售价格。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议》，对于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时，用其国内价格进行比较可能是不适当的，而使用“替代国”类似产品国内价格来比较。由于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外国在确定正常价值（Normal Price）时，大多使用了替代国（Substitute Country）的价格；二是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国家对中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之诉，形成恶性循环；三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国际形象。对我国提起反倾销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出口市场单一，主要出口市场都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单一，与一些国家部分产品可替代性较强，出口产品与国外产品的竞争不可避免。同时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出口秩序混乱，低价竞争现象时有发生，容易引起反倾销诉讼。
除上述原因外，部分出口企业还存在诸如经营行为不规范、财务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比如，会计账簿不全、财务状况不明，一旦被反倾销，单是“调查问卷”这一关就过不了，很多费用、账目“说不清楚”，而没有真实材料就等于没有证据。这些都是我国出口企业易引起反倾销诉讼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自己承诺的。 事情是这样的，2001年底，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当时中国同意了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第15条就是关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这样，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5年内可能无法获得其它成员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承认。这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性待遇。这就使得在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是这种歧视性待遇的适用对象。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我国以得到某种特殊的权利交换来的，实在不值得，这是国家战略的失误。2004年6月3日美国商务部组织中国市场经济首轮“听证会”，21个企业和行业协会70多位代表一致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紧接着英国《金融时报》6月28日报道，欧盟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的规定，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界定如下：
1、 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
2、 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
3、 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设立的自由程度
4、 政府对生产的控制程度
5、 政府对资源的配置程度
6、 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
以上六条中最重要的是前两条。在反倾销案件我国的败诉率达64.5%。在这些败诉案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守规则的问题。
2003年6月1日，中国商务部正式向欧盟提交关于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要求。同年8月，中国将《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英文版递交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状况进行了详尽说明。2004年2月，欧盟根据初步审议评估，又再次向中方提出了一长串问题清单，涉及31个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立即对这31个具体问题进行了回答，并于2004年3月将长达数百页的《中国市场经济补充报告》英文版递交欧盟。据此，欧盟于2004年6月底出台了一个技术层面的对华市场经济状况的“初步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称：
首先，中国的会计法和破产法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还不够健全。其次，中国对资源的进出口采取了非市场化控制，比如焦炭出口。第三，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含知识产权产品的保护体系存在漏洞，保护力度不够。第四，中国金融和企业融资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国有企业的融资没有根据客观条件，导致了大量的呆账、坏账。 该报告指出的4个方面都涉及体系性、制度性问题，在短时间内，中方显然难以完全满足欧盟的要求。
2005年4月5日，美国商务部（下简称商务部）在《联邦公报》上发布公告，决定修改其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调查的两项政策：单独税率政策和混合税率政策。单独税率政策是指，在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中，商务部推定此类国家内所有企业都受政府控制，因而应当给予全国统一的税率。但是，如果该国内应诉企业能够从法律上和事实上证明其出口活动不受政府控制并得到商务部的认可，商务部可以对其确定不同于全国统一税率的单独税率。
实际上，我们确实应该反思一下自己，不要老指着人家讲，你应该怎样，你不该怎样；二是反过来指着自己反问，我应该怎样，我不应该怎样。
我们再分析一下中国的电信业的开放问题。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有关中国电信市场开放的承诺，在固定电话领域，到2004年，外商可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拥有股权25％；在移动通信领域，加入WTO之际，外商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企业的股权可拥有25%；到2002年，外商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和14个城市的股权可增至35%；到2004年，外商可增加股权到49%，且没有地域限制。然而，截至２００４年底，共有１８家企业向我国通信主管部门提出设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申请。 但是这１８家企业竟然没有一家申请基础电信业务。其中，获得信息产业部颁发的《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的申请仅有４份，获得信息产业部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申请只有２份。
笔者认为外资未如其它行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其中有电信行业特点的问题，也与跨国投资者包括运营公司、风险投资者对中国电信业的态度有关，但是WTO成员更关注的是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环境和政府监管政策。目前中国电信服务市场主要面临四大问题，即电信网间的互联互通、电信资费恶性竞争、电信普遍服务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我们仅就电信网间互联为例：
电信网间的互联互通，是指电信网间的物理连接，以使一个电信运营企业的用户能够与另一个电信运营企业的用户相互通信，或者能够享用另一个电信运营企业提供的各种电信业务。然而，由于主导的电信运营商占据了本地电话业务中的绝大部分市场的份额，而且它拥有本地电话中的重要基础电信设施，互联互通的主动权掌握在其手中，这样对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进入电信业务市场及电信网间互联就构成了实质性的影响。主导的电信运营商在不同阶段采取，坚决不联，联而不同，通而不畅，畅而不久。
管理学中有个著名的“木桶原理”，即“一只木桶的盛水量，不取决于木桶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却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我认为，中国电信市场竞争领域这只木桶的短板子不止一块，互联互通是最短的一块。纵观近几年发生的互联互通中的恶性事件，有些事件已经不是行政法律或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了，例如有些地区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以拦截过网呼叫、擅自封闭局向等手段人为地中断电信网间通信，有些地区的电信经营者竟然用刀或锯，截断对方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电（光）缆。这些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电信市场秩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据统计，1998年至2004年，仅上报到信息产业部的互联互通恶性案件已达540多起，至少影响到了1亿人次的用户使用，造成10亿元的直接损失和20亿元的间接损失。 事实上，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电信业的健康发展，不仅损害了其他电信经营者的利益，也损害了电信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破坏了良性发展的电信市场竞争秩序，已经危及到了社会公共的安全。笔者在2003年3月就建议在《电信法》立法中应增加对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财产罚的数额；在行为罚方面应以限制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的业务或停止其新业务经营的处罚为主；特别提出了法律在人身罚方面必须有所作为。 只有设立对破坏网间互联行为人的人身罚，特别是设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才能起到真正的震慑作用。2004年8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2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5年1月11日起实施124条）。笔者认为，《解释》是真正的高压电，对打击破坏网间互联的犯罪行为将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
应该指出，中国在后过渡期重要的是遵守规则问题，如何解决规则意识，我认为三句话：产权为基础、信用为支撑、法律为保障。
1、 产权为基础。解决产权的两大清晰，法律上的和经济上的清晰。法律上的清晰主要解决：法律地位和法律保护的问题。（宪法12条和刑法382条）没有完善产权的经济是一个不讲信用的经济。
2、 信用为支撑。WTO前任总干事穆尔讲：中国加入WTO，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引进跨国公司主要是引进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维持市场运转的信誉。信誉是最重要的资本。Honest and credit is the best method for competition. 美国学者福山认为：当代社会分为高信用社会和低信用社会。高信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相互信任，有强列的社会合作意识和公益精神，信用度高，交易成本低；而低信用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相互提防、相互之间在培养信任关系方面有较大的难度和风险，交易成本很高。美国人讲TEAM；中国人将圈子。
　　　　中国很早以前就开始流行＂圈文化＂，汉语中有多个带有＂圈＂字的词汇，例如演艺圈＼文化圈＼等．圈子外边的人都是外人，只有进了圈子才能分享信息，圈文化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部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有浓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不愿替别人着想．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在行动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不管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总会稳坐泰山．碰到素不相识的人遇到了困难，他们都会下意识第地远离，他们中间没有人不会先想到自己．在中国企业对社会的捐助难以让人满意，发改委下属的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曾为社会公益事业捐过款的中国企业比例不过１％．尤为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社会的慈善事业捐款总额仅为GDP的１％，与美国的９％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中国要成为强国，企业要成为大企业一定要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责任．
3、 法律为保障。立法者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以及社会道德状况下的社会信用问题，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们研究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该条将企业欺诈的风险降到了最低点。欺诈行为在低于道德标准的法律下任其横行。 实际上，道德和诚信本身是空洞的信仰，只有通过鞭子和现实的报应才能强加到人们的头上。这个鞭子就是——法律；报应就是——付出成本。根据帕累托的2/8原理，对失信者诚信教育的功能——20%；对失信者经济惩罚的功能——80%。



信托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

信托作为民法体系下建立的一种财产管理制度，其设立、存续和终止必须以包含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民事法律关系形式予以表现。我国信托法规定，信托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当采取信托合同等书面文件的形式确立，但信托文件本身并不完全等同于合同法律文件、亦即信托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不意味着必然适用合同法的规范和调整。本文中，笔者结合信托的特点，就信托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内容作如下阐述：
一、信托当事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第三条的规定，信托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应该分别是：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
我国立法机关对此所作的释义是：“信托是一种特定的理财制度，信托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有三个，即：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这是信托制度的一个特点。在信托法律关系当事人中，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处分财产的，这又是一个特点。 ”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以下简称“信托法释义”）]
具体而言，信托当事人中的委托人是信托财产原本的所有权人，他通过将信托财产委托给受托人，从而达到了对财产所有权权四项权能的处分和管理、并实现受益人受益的目的，受托人取得其中的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能，受益人取得其中的受益权权能。即：“受益人的权利和受托人的权利加起来等于是所有权。” [见：台湾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谢哲胜的《信托的法律关系》]
虽然在自益信托中的委托人也享有信托权益，在指定受托人为受益人的信托中受托人也可以享有信托权益，但上述两种情形下，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均是以受益人的特定身份享有信托受益权的，并不能表明是以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身份享有信托权益，显然，在信托关系中：“受益人成为信托当事人中不可缺少的一方，这是信托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信托关系就是以信托财产为中心，由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面组成的法律关系，三者缺一不可。” [见：《信托法释义》]
上述信托法律关系中确立的当事人及其对财产所有权权能的分配，“体现了信托的特点，反映了信托的本质属性。” [见：《信托法释义》]
二、信托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信托法的规定，信托当事人分别具有如下的权利和义务：
（一） 委托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 知情权，即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 [见：《信托法》第二十条]
（2） 变更信托财产管理方法权，即委托人对设立信托时未能预见的特别事由，致使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不利于实现信托目的或者不符合受益人的利益时，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调整该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 [见：《信托法》第二十一条]
（3） 撤销权、恢复原状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即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 [见：《信托法》第二十二条]
（4） 解任受托人权，即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的，委托人有权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解任受托人，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解任受托人。 [见：《信托法》第二十三条]
2、义务
信托法并没有以单列规范标明委托人的义务内容，根据信托设立的基本要求，委托人应该承担的主要义务可以归纳如下：
（1） 保证信托财产合法性的义务，即必须保证设立信托的信托财产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 [见：《信托法》第七条]
（2） 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义务，即委托人设立信托不得损害其债权人利益。 [见：《信托法》第十二条]
（二）受托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 取得报酬的权利 。 [见：《信托法》第二十六条]
（2） 优先受偿的权利，即受托人因处理信托事务所支出的费用、对第三人所负债务，以信托财产承担。受托人以其固有财产先行支付的，对信托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见：《信托法》第三十七条]
2、义务
（1） 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的义务，即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这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 [见：《信托法》第二十五条]
（2） 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信托财产的义务，即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 [见：《信托法》第二十五条]
（3） 不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义务，即受托人除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取得报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 [见：《信托法》第二十六条]
（4） 不混同信托财产和自有财产的义务，即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受托人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的，必须恢复该信托财产的原状；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见：《信托法》第二十七条]
（5） 不擅自利用信托财产进行关联交易的义务，即受托人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的义务，除非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经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同意的除外 [见：《信托法》第二十八条]
（6） 对信托财产独立财务处理的义务，即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并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 [见：《信托法》第二十九条]
（7） 保存处理信托事务完整记录的义务，即受托人应当每年定期将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报告委托人和受益人及受托人对委托人、受益人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 [见：《信托法》第三十三条]
（8） 向受益人支付支付利益的义务，即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 [见：《信托法》第三十四条]
（三）受益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 享有信托受益权，即受益人自信托生效之日起享有信托受益权。 [见：《信托法》第四十四条]
（2） 放弃信托受益权，即受益人通过放弃信托受益权导致信托终止或者重新确定信托受益权归属的法律后果。[见：《信托法》第四十六条]
（3） 转让信托受益权，即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见：《信托法》第四十八条]
（4） 受益人可以行使委托人的法定权利，即委托人同时享有《信托法》第二十条至二十三条规定的委托人享有的权利。[见：《信托法》第四十九条]

2、义务

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在信托法中被确定为是在信托中享有信托受益权的人，受益人主体及权利确立与信托文件的规定有关，信托文件无论是以信托合同或者是其他契约形式的法律文件表现，根据契约当事人不能为第三人设定义务的基本缔约原则，受益人只能是单纯的受益人，而不能对其附加义务，根本上说，受益人的法律地位正是由于他所享有权利决定的，或者说，受益人身份和他所享有的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信托受益权是信托受益人依法享有的、不能附加任何义务的权利。

三、信托文件和普通合同的区别
首先，法律关系主体的区别：根据《信托法》第九条的规定，信托文件是由委托人和受托人作为订立人设立（签署）的，而受益人并不作为订立主体体现在信托文件当中，即信托文件契约订立主体和信托当事人并不完全一致（除自益信托外，但自益信托中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法律主体身份依然是要区分的）；而合同作为当事人合意的契约性文件，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其契约订立主体和合同当事人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财产权利确立基础的区别：信托当事人与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承载的依据是不同的，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财产权利（债权）实现是以契约形式约定的方法取得，即通常所说的合同自由原则；而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信托财产所有权及所有权权能的分配是直接根据法律规定实现的。比如信托财产独立性的问题，突破了我国传统合同法、民法对契约取得财产所有权方式的理解，即：“信托法以强制性的条款规定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以及信托当事人对外的有限责任。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信托当事人对外的有限责任使信托财产具有主体性格，使信托关系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信托法对信托财产独立性的规定无法用契约取代，所以成为信托法的核心和功能所在。” [见：《信托法释义》]
第三，法律关系生效条件的区别：根据合同法的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即为契约法律关系的建立和生效，合同所确立的财产法律关系即成为有效的法律约束文件；而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法律关系的生效并不与信托文件成立一致，信托法律关系的有效建立是以信托财产的合法交付作为判断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