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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

　　2008年5月至2011年5月间，被告人殷某等3人携带扳手、螺丝刀等工具先后在丰县首羡、师寨、王沟等地将存放在外的变压器拆开，放掉变压油后盗走铜线圈，变卖给他人。先后盗走变压器14台、电缆线150米，价值人民币近15万元。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殷某等人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盗变压器大多数为移动、联通正在使用当中的变压器，被告人的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给当地生产、生活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应当定性为破坏电力设备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3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正在使用中的变压器，虽然被告人盗窃了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电力设备，但是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不应认定破坏电力设备罪，应当认定盗窃罪。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盗窃罪与破坏电力设备罪的界限在于侵犯的客体。破坏电力设备罪侵犯了公共安全，而盗窃罪侵犯的是财产所有权，根本不可能侵犯公共安全。只有行为人的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才应当构成破坏电力设备罪。要判断盗窃电力设备的行为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要考虑其破坏的具体对象、程度、后果综合判断。电力设备是否正在使用是判断行为是否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标准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标准。通常来讲，盗窃正在使用中的电力设备一般会危害公共安全，但不必然危害公共安全。还要结合电力设备设置的位置、影响范围、危害结果来综合判断。这里所称的“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的安全以及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本案中，3被告人盗窃正在使用的变压器并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首先，变压器设置在偏僻的野外，一般不会危及周围居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其次，变压器架设在空中，如果被盗，一般人都能发觉，不会造成触电事故；最后，变压器被盗都在规定时间内更换，未造成移动、联通用户的正常使用，也没有造成除财产损失以外的严重后果。虽然被告人盗窃了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电力设备，但是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不应认定破坏电力设备罪，应当认定盗窃罪。

　　二、关于破坏电力设备罪与盗窃罪的竞合。由于两罪的犯罪客观方面存在交叉关系，盗窃变压器的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也不必然定破坏电力设备罪。盗割电线的行为如果危害公共安全，但不构成盗窃罪的，以破坏电力设备罪定罪处罚；如果同时具备盗窃罪和破坏电力设备罪的构成要件，也就构成想象竞合，根据重罪优于轻罪，依照刑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综上，该案从两方面分析均只能定盗窃罪。

　　（作者单位：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权与法治

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 张绍明
汉口新华下路9-1号 邮政编码：430015

近几十年来,由于科技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们交流有了前年未有的快捷，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地球村。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文化、教育、道德、伦理对其他国家的冲击，使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面对来势汹涌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好处，各国争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例证。既然经济全球化能带来益处，其它领域是否也存在全球化的可能？比如环境保护、国际贩毒、国际恐怖组织犯罪这些跨国问题，单靠一国难以解决，需要世界各国的协作和配合。针对这类问题产生了大量双边协议或国际条约，使其不再是一国内政，随着调整这些领域的国际条约日益增多，法律全球化呼声再起。
法律能否全球化，各国学者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主权的体现，作为主权象征的法律是不可能全球化的。我国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切实可行，法律全球化是西方霸权的体现，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法律全球化，而应是政治多元化、法律多样化。罗豪才甚至发表《警惕法律全球化理论》，对此全面否定。
与我国一些学者观点截然不同的是，法律全球化的激进主义理论在全球大行其道，女法学家马蒂甚至提出了令人向往的世界法，在其代表作《世界法的三个挑战》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体现公平和正义的世界法美景。在世界法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年轻学者也认为对法律全球化不能一概否定，而应客观对待，全球化的经济过程需要有法律全球化的框架，法律全球化有利于人们实现自由交往，苏州大学苏永坤认为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法律全球化，甚至提出将全球范围内的法律整合为一个法律体系。
法律能否全球化不在于人们的争论，而在于世界各国法律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应是各国普遍尊重、遵循的原则，这个原则已被国际社会所公认并为世界各国法律所接受，以此原则来影响各国的立法进展，使各国法律尽可能体现这一原则，而并非要求各国法律一样，尽管各国法律表现上有所差异，但法律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法律影响，法律原则是相同的，这也就是法律的全球化。
世界各国法律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闪光的共同点，是法律全球化理论能否站住脚的关键，世界法理论的实现虽然遥远，但他们真的找到这样一个闪光的共同点，那就是人权。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权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处在不断丰富和发展过程中，从自然法学派提出“天赋人权”开始，各家各派对人权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说，但不管怎样，一个现代开明国家的法律不可能不反映人权的呼声，体现人权的价值，现在的法律中，人权一直居于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因为人权是现代国家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法律的终极价值是为了实现人权，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有最高的地位。
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说自己不讲人权，只是对人权的内容有不同看法。我国对人权的研究刚刚起步，在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我们参与国际人权合作的对话了，1998年，我国就加入了国际《人权与政治权利公约》，加上已经发表的12份有关人权现状的白皮书，我们融入人权国际大家庭已是不争的事实。
全球化要求法律体现人权，表现人权精神，追求法的终极价值。如果只将人权口号写在公约上，人权只不过是一张廉价的标签，人权要想在生活中存在并实现，就离不开法律的保护，人权的存在离不开法治，人权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法治。人的生存权和平等权、财产权、发展权、自由权既是人权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法治的主要目标。
经济全球化要求保护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具有共同性，法律保护人权的特性也要求法律倡导法治、保障人权。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主张，十六大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加入WTO对我国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我们的政治体制也同样提出了挑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政治保障，而我们所追求的法治国家应是一个充分保障人们行使权利，充分体现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美好社会，从这一点讲，人权和法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人权是法治的起点和归宿，法治离不开人权，也不应离开人权。
依法治国注入人权的内核并非在为世界法鸣锣开道，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不应忌讳讲人权，也不能回避人权。人权、法治与全球化并不矛盾，我们应看到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欧盟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不久的将来将是一个政治实体出现在世界舞台；我们应看到在环境保护、经济法、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法律全球化已深入开展，并大有向其它领域扩展之势。诚然，世界法的美景离人类太遥远，但人权却是在现实生活中天天存在，我们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同时，关注法律全球化、研究人权作为世界性话题的存在合理性，以此促进我国的法治进程，是当前我国法律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人权不仅是美好字眼，也是我们权利的核心，我们对全球化下的人权不应躲躲闪闪，与其让别人时不时拿起人权大棒敲打一下，还不如在人权论战中找到自己的位子，与他们平起平坐地讨论人权，以人权作为的内核，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