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关系
郝鑫
众所周知，现代法治国家，就民事诉讼而言，皆采证据裁判主义。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裁判的最终作出，均须以证据作为基础，证据在整个民事诉讼中居于核心地位已经成为不容置疑之事实。与此同时，又因民事诉讼之目的在于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之争，故其维护私权之意旨亦就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证据的收集与提供皆应由当事人来自行负担且应直接与诉讼结果相关联。此乃被誉为“民事诉讼脊梁”——举证责任的精义之所在。从世界范围考察，采绝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英美法系国家固然如此，就连采相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也概莫能外。然而在我国，由于自建国初期即全面师承苏联的民事诉讼理论与民事诉讼立法，并将其奉为完美无缺之范式，故而逐步形成了带有浓重苏化色彩的民事诉讼模式。此种模式最为突出的表征体现为：法院可以在当事人的请求范围之外依职权主动地调查收集证据且能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当事人之举证反倒成了法院依照其调查收集所得之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辅助手段，诉讼的最终结果往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或者根本就与当事人之举证全然无涉。1982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试行）》），极为典型地折射出了此种基本上由法院包揽证据之调查收集的民事诉讼格局。该法第56条第1款虽然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紧接着却在该条第2款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两款之间自相矛盾的逻辑关系以及第1款中当事人之举证行为与诉讼结果的完全脱钩，直接造成了当事人对其举证责任的敷衍塞责甚至完全放弃，并使视查明案件事实为己任的人民法院由此背上了全面调查取证的沉重包袱。严重失调的诉讼格局和低下的诉讼效率对于他方当事人及人民法院来讲，均已成为苦不堪言的重负。
由于《民事诉讼法（试行）》的上述瑕疵导致审判实践中滋生出诸多难以在既有立法状况下加以克服的弊端，更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变型之内在动因的有力驱使，《民事诉讼法（试行）》关于人民法院全面调查收集证据之规定终于被1991年正式颁行的民事诉讼法中人民法院只能有限度地调查收集证据之规定所取代。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和第2款分别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从前述规定所反映的立法意旨以及条文本身所蕴含的逻辑关系来看，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设定的无疑是以当事人举证为原则以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为补充的证据收集范式。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证据均应由当事人负责收集并向法院提供，而人民法院则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有调查取证之职责。由此看来，与《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之规定相比较而言，这似乎不失为已有较大改良故而较为理想且相对适应国情的一种证据收集范式，然而明眼人仍可轻而易举地发现，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所规定的当事人应负之举证责任仍旧仅仅停留在行为要求的层面上，仍旧与诉讼结果的应有制约相互分离，加之该条第2款中前一句式语义上的含混模糊和后一句式对适用情形的概括无度，无异于赋予了人民法院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拥有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由此观之，在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实际上并未形成泾渭分明、各自独立的适用畛域。此种立法现状，直接致使审判实践中的证据收集活动紊乱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步，其主要表现是，要么在证据的收集上出现当事人与人民法院均拒绝涉足的“真空地带”，从而致使相当一部分案件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梗阻”状态，要么是人民法院近乎武断地基于所谓审理案件的“需要”而在证据的调查收集上大包大揽，从而使当事人之举证名存实亡，而这种大包大揽的背后，通常都与地方保护主义甚至枉法裁判之间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是不争之事实。此种状况的客观存在虽然尚不足以表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设定的证据收集范式就是《民事诉讼法（试行）》之原有规定的简单复归，但若要说二者之间存在多大的实质性差异显然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溢美之辞。关于这一点，始于数年以前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将强化当事人之举证责任作为突破口，便为人人皆知之明证。
我们认为，无论目前审判实践中各地人民法院对于强化当事人之举证责任是如何进行“探索性”操作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尽快厘清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二者的适用范围予以明确的界分，显然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与关键所在。离开了这一点，任何试图完善民事审判方式之举措均将是劳而无功，甚至有可能是适得其反。而要廓清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则不能不以深入地剖析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制度性瑕疵作为切入点。
然而，在这一事关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成败与否的重大问题上，迄今为止似乎并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与应有的关注。这不仅表现在专就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予以探究的学术论文很少，更表现为在为数不多的因论述举证责任等问题而涉及到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文章中，对此问题的诠解也大抵皆为歌功颂德式的正面铺陈而少有理智批判的佳论。因而，在我们看来，这一问题并未能够在理论上得到真正的解决。为此，我们不揣冒昧，拟从另外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对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一番粗浅的梳理，不当之处，尚祈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可以得知，在通常情况下，证据均应由当事人负责收集并向法院提供，而人民法院则只在遇有以下两种特殊情况时，方可依职权主动地调查收集证据：其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其二，人民法院认为因审理案件而需要调查收集某些证据。这两种特殊情况亦即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法定前提条件，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为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适用畛域划定了“楚河汉界”，然而这两条“楚河汉界”却因为立法上的含糊其辞或曰语焉不详而在实际上变得不可捉摸，难以在审判实践中加以精确的把握。具体就第一种情况而言，显然就存在一个人民法院如何对造成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所谓“客观原因”进行正确识别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所谓客观原因，乃是相对于主观原因而言的，而主观原因大抵是指行为主体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包括故意与过失）。由此可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而未能自行收集证据实际上是一种客观上的举证不能，其中并不包括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主观上的过错而未能自行收集证据的情形。也就是说，在民事诉讼中，如若某一项或某几项证据是由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主观上的过错而未能自行收集的，人民法院同样不能也无权去主动调查收集。道理固然简单，然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上述情况的认定则显然会因其对所谓“客观原因”的理解不同而结果迥异。其实，第一种情况中所存在的标准含糊之立法瑕疵在第二种情况那里同样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任何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可以想见，人民法院仅仅凭藉“认为审理案件需要”这一具有无限弹性，语义极为含糊且主观色彩极为浓重之理由便可以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必将使得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范围因案件承办法官的不同而大不相同。法官的个人情感、生活经验、认知能力以及业务水平，往往也就成了划定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范围大小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完全可以说，有多少个法官，就会产生多少个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实施标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法官“随心所欲”的代名词。
或许是出于消弭现行《民事诉讼法》在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上的含混不清并借以克服由此而在审判实践中所生成的种种弊端之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73条对立法规定作了相应的补充性解释。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即便撇开因司法解释本身所固有的刚性不足之弱点故而难以完全弥补立法上的缺漏不谈，单就其内容而言，其实亦远未能够做到对立法上的模糊规定作出富于操作性的精巧设计。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对该项司法解释作更进一步的探究。《适用意见》第73条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由人民法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证据包括：(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2)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3)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的；(4)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综观该项司法解释，若就其中所含之适用情形的数目而言，确实要较立法上的列举为多，故而似乎已有改良，然而究其实际内容，除去第(3)项之外，其余诸项所涵括的内容与立法上之规定其实并无二致，不过是对立法规定的如实“复印”而已。具体来讲，其中第(1)项显然只是对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中前一句式所做的毫无实际意义的机械移植，而第(2)项、第(4)项则因均含有“人民法院认为”这一弹性十足且主观色彩极为浓重的字眼而在实际上与《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中之后一句式的内涵如出一辙，亦无任何新意。就第(2)、第(4)两项的彼此关系来讲，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之徒具象征意义的“例证”而已。至于《适用意见》第73条第(3)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之规定，虽然具有“扩充”立法规定之相对独立内涵，但将其列举为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第三种情形，显然是直接有违举证责任原理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旦出现“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这种状况，即表明此案件陷入了真伪不明、曲直难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所要做的就是也只能是适用举证责任规则对案件作出裁判，也即判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败诉，而不能越俎代庖地去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事实上，即便是人民法院置举证责任机制于不顾而去越俎代庖地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也未必就能及时收集到足以打破因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而使案情隐入真伪不明、曲直难辨状态所需要的证据。基于“不得拒绝作出裁判”之?制，人民法院到头来往往还得依照举证责任规则对案件作出裁判。
正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前提条件上缺少内涵明晰、易于操作的精确标准，且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亦未能封堵住这一明显的立法罅漏，故而使得人民法院在主动调查收集证据方面实际上拥有了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并由此而在审判实践中造成种种弊端：
首先，虽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由于其仅仅停留在行为要求的单一层面上，并没有与诉讼结果直接挂钩，加之其与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间的界域不清，故而常常使得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自行收集证据的问题上产生懈怠心理，甚至当他们面对那些原本未必难以逾越的取证障碍时，也会借口出现了使他们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客观原因”而不加思索地放弃了自己的举证努力，一味依赖人民法院对证据的调查收集。而人民法院对自己在主动调查取证方面所拥有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的“积极行使”，无疑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助长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懈怠心理。与此同时，与以上所述形成鲜明对照的另外一种情形则表现为，人民法院往往又以现行《民事诉讼法》已对当事人应负举证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为由，对主动调查收集证据采取一种敷衍塞责的推诿态度。应当承认，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确已规定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况下具有主动调查取证之职责，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适用范围乃是一个弹性极大的空间，故其应否调查取证实际上完全任由案件的承办法官自由取舍。事实上，他们也常常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种种堂而皇之且“体面”、“合法”的理由来为自己拒不调查收集证据的失职行为加以开脱。显而易见的是，发轫于审判实践中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又或多或少地强化了人民法院及其法官怠于查证的旧有“情结”。从诉讼理论上讲，虽然证据完全由当事人来提供无疑十分契合举证责任的内在机理，但在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健全当事人举证之保障机制的情况下，同时考虑到“人民法院为人民”之传统社会心理的巨大拒斥作用，因此立即取消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形下的查证职责而完全由当事人提供证据，显然是难以切合实际的。由此观之，发生于审判实践中的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对其查证职责的怠于履行，不仅会给相当一部分案件造成认定事实上的根据缺失和裁判障碍，而且也是一种严重失职的违法行为，必须加以纠正。
其次，与上已述及的人民法院及其法官在查证问题上的“作壁上观”截然相左的是，也有一些法院及其法官往往凭藉其在调查取证方面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按照自己的主观需要随心所欲地“调查收集证据”。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其他种种形态之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些法院及其法官毫无顾忌地公然站在某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上“积极主动地”调查收集有利于该方当事人的各种证据而置有利于另一方当事人的各种证据于不顾的现象比比皆是。然而，由于人民法院及其法官的此类行为往往都被披上了“审理案件的需要”之合法外衣，故而常常使得由此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一方当事人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既不敢怒又不敢言。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之合理性尚不如《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第2款，因为后者毕竟强调了人民法院在调查收集证据时要恪守“依法”、“全面”、“客观”之原则而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
再次，从根本上讲，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直接违背了程序正义之基本要求。依照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来完成。也就是说，在开庭审理之前，人民法院就应当对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各种诉讼材料（当然包括证据材料）进行详细的兼具程序性与实体性的双重审查。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需要调查收集证据以及需要调查收集哪些证据。显而易见，如此一来，人民法院便在案件正式开庭审理之前事实上就已经对案件进行了书面审理并由此而形成了关于基本案情的先验性认识，其所谓的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实际上已经成为人民法院及其法官用以加强此前业已形成的案情结论的“理想手段”。既然人民法院早在开庭审理之前即已经对案情有了先入为主的认识，那么，其后所进行的开庭审理等诸项程式统统不过是例行公事地走走过场而已。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使诉讼程序本身所具有的消解与制约审判权之滥用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案件实体结果公正之功能被消蚀得荡然无存，民事诉讼最为重要的价值目标——程序正义自然也就成了镜花、水月。
最后，人民法院对诉讼证据的主动调查收集直接破坏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守平衡，严重扭曲了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众所周知，法院作为案件的裁判者行使诉讼指挥权，不偏不倚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并居中裁判，双方当事人作为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各执一端而形成攻守关系，乃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民事诉讼的基本运作模式。在此架构之内，民事诉讼直接表现为当事人双方所提供的本证与反证之间相互较量的过程，而法院判决的作出亦完全取决于本证与反证之证明力的强弱。而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由于人民法院主动“客串”了当事人之角色，故而使得原本只应有本证与反证这两方之间的直接较量异变成为本证、反证及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所得之证据的三方混战，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本证与反证之证明力的强弱对比，打破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攻守平衡，审判权与诉权之间的良性运作样式也因此而发生了严重的恶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无论从哪个层面考量，人民法院皆不应有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职权，然而囿于我国目前之国情，完全摒弃人民法院之调查取证（我们在此未用“主动”二字，有无“主动”二字，其所蕴含的意旨则有霄壤之别），也是非常不合时宜的。那么，应当如何解决这二者之间的抵牾并借此厘清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之间的相互关系呢？我们认为，可以因循以下思路来完成这一任务：
首先，改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规则为由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审查决定之范式。也就是说，当事人之申请，乃为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之先决条件。若无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则不得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当然，人民法院有权对当事人所提出之申请进行审查，以便决定是否接受当事人的申请。
其次，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查证之具体条件。在此类条件的设定上，应当尽可能地做到语义清晰，内涵明了，外延周全，便于操作。
再次，建立完整的举证责任制度，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并使举证责任的履行与否与案件、的裁判结果直接挂钩，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当事人的举证热情。
最后，建立健全的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的法律保障机制，使当事人能够通过一切正当的途径与合法的手段及时收集到用以证明其所提主张的相应证据。
关于印发《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方案》的通知
农业部
关于印发《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方案》的通知
农业部
农企发[200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林、农牧)、畜牧、农机、渔业、农垦、乡镇企业局 (厅、委、办)，农业部机关各司局、有关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4]1号）文件精神，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我部决定从2004年起，开展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现将《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
我部将对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的开展情况进行交流检查，请各省（区、市）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和部各有关司局、直属单位，及时将开展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中的成绩、经验、问题和建议报农业部农产品加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00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方案
一、开展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获得迅速发展。目前，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和新的增长点。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还存在很大差距，如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3:1，而我国只有0.6:1。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正受到跨国公司的挑战，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工艺技术装备落后、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质量安全标准体系不完善、缺乏必要的政策扶持等，仍是制约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受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影响，大宗农产品生产过剩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改变这种状况，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农业部决定自2004年开始，实施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通过实施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加速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加快农产品的转化与增值，增加农民就业与收入，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能力，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的指导思想、目标及任务
（一）指导思想
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发[2004]1号文件精神，与国家的有关发展战略和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相结合，以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民就业、提高农产品及加工制品竞争力为着力点，统一认识，整合资源，重点突破，大力推进，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产品综合加工能力，实现由初级加工为主向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为主转变，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促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做出新贡献。
（二）目标与任务
1.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检测体系不断完善。加大支持力度，每年制修订100项农加工标准，力争到“十一五”期末，使我国主要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藏、保鲜、运销等方面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基本配套，农产品加工都有相应的标准可遵循。加大农产品加工检测监督机构的建设力度，并拓展一批食品检测机构的检测范围。
2.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能力显著增强。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不断提高自我创新能力，研发核心技术，进一步加大技术引进、推广、转化力度。“十一五”期间，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研究开发能力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方面有明显进步。部分大宗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装备达到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
3.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环境得到改善。落实已有的政策措施；根据发展需要，制定新的促进政策。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舆论环境和法制环境也得到相应改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布局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4.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加快农产品的转化与增值，实现农产品种养加、贸工农协调发展，加速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 力争每年为农民人均增收贡献20元，每年吸纳农民就业100万人。
5.农产品加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我国农产品和加工品出口扩大。大宗农产品加工制品质量达到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形成一批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
6.逐步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到“十一五”期末，力争使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达到0.8：1。大宗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及产品质量达到发达国家当前水平，部分特色产品达到国际水平。
三、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的主要内容
（一）农产品加工科教跨越行动
与科教兴国战略相结合，组织有关专家对制约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进行筛选；组织有关科研单位进行联合攻关，或引进国外技术，解决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制约瓶颈；引导大中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机构，提高自我创新能力；支持企业加大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次创新；每年选择一批农产品加工技术予以推广；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搞好“产学研”结合。与人才强国战略相结合，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提高企业家、专业管理技术人员的素质，大力开展职工职业技能开发与鉴定工作，努力提高企业职工的岗位技能和文化知识，建立一支宏大的多层次的人才队伍。
（二）优势农产品精深加工行动
与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和优质粮食产业工程相结合，优先发展对农业生产影响大、农民增收关联度高、外贸出口拉动强劲的优势农产品加工业，并从粮食加工、肉蛋奶制品及饲料加工、水产品加工、果品加工、蔬菜及茶叶加工等行业中选择500家重点企业作为示范项目，引导各方面对其进行重点扶持，开展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提高质量和附加值。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结合，组织专家编制《优势农产品加工行业发展指导目录》，指导各地对优势农产品加工业进行重点扶持，真正把具有优势的农产品加工业做大做强。
（三）农产品加工业质量安全行动
与食品安全战略和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相结合，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实际和国际惯例的农产品原料和加工业制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根据农业部制定的《农产品加工业标准制（修）订指南》的要求，加快农产品加工标准的制修订力度；积极引进和采用国际标准，并逐步与国际接轨；建立对加工品国际标准、特别是主要贸易国加工品标准动态跟踪制度。进一步加强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检测体系建设，建立一个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加工品检测检验体系。制定进一步加强农产品加工业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
（四）农产品加工业外向型行动
与“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相结合，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引进国外智力、先进技术、工艺及装备；积极引导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进入出口加工贸易区，引导农加工企业扩大出口，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建立原料基地或技术研发中心；帮助农产品加工企业到国外、境外举办产品博览会，开拓国际市场；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建立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需要的加工基地，避开或突破贸易壁垒，千方百计扩大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的出口。培植500个农产品加工出口基地及200个跨国经营示范企业。
（五）农产品加工业兴县富民行动
与农业产业化相结合，大力培植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重点扶持100个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县、500家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鼓励其实行产业化经营，通过订单合同、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等经营组织形式，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和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其对农户的带动力，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六）农产品加工业布局优化行动
与国家产业政策和小城镇战略相结合，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合理布局。扶持粮食主产区发展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农产品加工业，重点是发展粮食深加工。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农产品加工园区和小城镇集中，促进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的形成，推动小城镇建设。命名一批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园区，树立典型，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相结合，引导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企业、东北地区企业、国内企业与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企业开展交流与合作，大力开发该区域农产品资源。
（七）农产品加工业政策突破行动
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相结合，协调落实已有的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财政贴息、投资参股、信贷扶持、税收政策等措施。深入研究国外发达国家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政策，探讨我国实行这些政策的可能性。根据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扶持政策，加大财政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扶持力度，促进农产品加工业技术进步和创新；引导各地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
四、开展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的工作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进一步增强开展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树立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就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扶持农产品加工业就是扶持农民的观念，切实摆上重要工作位置，加大工作力度。农业部农产品加工业领导小组负责对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的重大事项进行协调、安排、布置。农业部农产品加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落实相关责任，建立激励机制，开展总结与表彰。各地要明确领导和相应机构负责组织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制定方案，抓好落实。为搞好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我部组织制定了《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方案》。农业部各有关司局、各地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本单位的职能和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推进行动方案，以明确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具体内容和工作措施等，并组织实施，抓好落实。
（三）制定宣传方案，加大宣传力度。各有关方面要根据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的具体内容，制定详细的宣传方案，组织新闻媒体加大对所开展活动的宣传力度。同时，要大力宣传农产品加工业的重大成就、重要地位和作用，总结推广各地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经验，宣传加工企业带动“三农”的典型事迹。
(四)突出工作重点，实现重点突破。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以食品加工业为主，即以粮食加工、肉蛋奶制品加工、饮料加工、果品加工、水产品加工、蔬菜加工、茶叶冷藏加工及特色农产品加工等为主。各地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根据本地区农产品资源优势、传统工艺优势及技术设备能力等，确定并突出本地区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重点，着力解决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关键问题，努力提高农产品加工业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农产品种养加、贸工农协调发展。
（五）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整合现有力量和资源。各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要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和协调，争取支持，形成合力，使资金、技术、人才等向农产品加工业倾斜。要本着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原则，整合现有资源，实施重点突破。部各有关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不改变现有计划、资金、项目运行方式及隶属关系的条件下，列出专项投资计划，使我部现有力量和资源向农产品加工业倾斜。
（六）协调落实政策，创造宽松环境。认真组织落实好国家和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在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大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投入力度、增加农产品加工业的贷款总量、税收优惠政策、土地使用和科技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政策。根据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协调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扶持政策，争取将农产品加工业列入财政专项，对技改给予贷款贴息；创造条件，完善农产品加工业的增值税政策。同时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
（七）培育骨干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着重培植一批技术创新能力强、产业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加工骨干企业，积极培植支柱产业和区域特色产业，发展高科技、精深加工企业。大力推广公司+基地+农户，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经营方式，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民建立起稳定的紧密关系和利益联结机制，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促进企业做大做强。
（八）完善服务体系，提供良好服务。完善科教服务体系，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提供科教服务。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解决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加强农产品加工业的信息体系建设，以中央电视台第7套农业节目、中国农业信息网和乡镇企业信息网为基础，建立农产品加工业信息发布平台，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及时发布，以满足政府制定政策和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决策的要求。鼓励成立农产品加工专业协会，并成立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协会。引导协会根据农产品加工推进行动的总体要求，积极开展技术推广、培训、管理、信息等各方面的服务，在政府、市场、企业、农民之间以及生产、加工、贸易之间充当桥梁与纽带，维护各方的权利与利益。
